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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民治通博花园小产权房?好的教育就是教出活泼的人

1886年1月20日,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。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,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,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,师从杜威,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、行政院秘书长,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。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。

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,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,他致力于“整饬纪律,发展群治,以补本校之不足”。在教育主张上,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“取中国之国粹,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:定标准,立问题”,以培养“科学之精神”、“社会之自觉”为目标。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《西潮》、《新潮》、《谈学问》、《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》等。

1964年6月19日,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,终年78岁。

蒋梦麟:教育的目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

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,在商务印书馆担任《教育杂志》编辑和《新教育》杂志主编。在此期间,他发表过大量文章,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: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,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,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。智育、体育和美育的作用,就是要使"我能思,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。我身体能发育,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。我能好美术,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。我能爱人,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"。他还说,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人类社会才有自由、平等、民权、共和、选举权、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。否则,统治者就会"视万民若群羊,用牧民政策足矣。何所用其"言论自由"?何所用其"选举权"乎?"

蒋梦麟留美期间,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。1917年他学成回国后,曾撰写《和平与教育》,其中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,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。文章开门见山说,所谓"和平",是"正义"的同义词。有正义就有和平,倘若正义扫地,虽然没有战争,也不是和平,而是一种苟且偷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,其实是为"所谓牧民政治"开脱。因为在专制制度下,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:羊肥了,牧人就会杀而食之,于是就出现暴政;暴政日久,必然会导致羊瘦,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,推行仁政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。蒋梦麟认为,要改变这种"羊肥而食"、"羊瘠而牧"的循环,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。他指出,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。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,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。只有这样,社会才能不断进步,和平才有真正保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,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。德国向世界宣战,最终归于失败,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。因此他认为:"强国之道,不在强兵,而在强民。强民之道,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,创造进化的社会。"所谓教育,就是为了"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"。紧接着他指出:中国的教育,是牧民政治的教育;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,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。第一,要"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",改变过去那种委靡不振、依赖成性的恶习。第二,要"养成健全之人格",改变以往"好学者读书,读书愈多,而身体愈弱"的传统。第三,要"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",改变平时"凡遇一事,或出于武断,或奴于成见,或出于感情"的毛病和喜欢用"差不多"来判断事物的习惯。在这篇文章中,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:一要改良起居;二要修筑道路,振兴实业;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。

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,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:"夫对于金钱不忠实,不可以为商。对于行为不忠实,不可以为人。对于知识不忠实,其可以言学术乎?"因此,"欲求学术之发达,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"。养成对知识的忠实,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。胡适所谓"有一分证据,说一分话",也是这个意思。蒋梦麟总结道:"以正义为先导,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,张旗鸣鼓,勇猛前进,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。战而胜,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,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。和平与教育之关系,如是如是。"

蒋梦麟留学归来,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。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,面对这一思潮,蒋梦麟非常冷静。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,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,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,他写了《教育与职业》、《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》等文章。他指出: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,"国家有问题,故有国家教育。社会有问题,故有社会教育。个人有问题,故有个人教育。职业有问题,故有职业教育"。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,那就是教育的失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所谓职业教育,不过是教人"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"。但是,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,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,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。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,而是其中一部分。所以他认为:"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,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,则偏矣。"

蒋梦麟认为:共和国的作用,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;教育的目的,则是为了发展个性,培养特长,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。为此,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。他指出,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,教育学分为"个人"与"社会"两大部分:就个人而言,为了满足"发展个性"的需要,它要涉及生理学、遗传学、卫生学、心理学、论理(逻辑)学、美学等诸多学科;从社会来看,为了满足"发展人群"的需要,它又涉及人种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等许多领域;此外,无论个人还是社会,都离不开自然界,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。因此他说:"有真学术,而后始有真教育,有真学问家,而后始有真教育家……无大教育家出,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,是亦终不可能也。"这里所谓大教育家,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,"不通博乎此,则不可以研究教育"。

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,曾谦虚地说:"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,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,一无所长,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。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,稍有空闲时,也读他们的作品,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。古语所谓"家近通衢,不问而多知"。我在大学多年,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,但总是博而不专,就是这个道理。"其实,像蒋梦麟这样"一无所长"却"什么都知道一点"的人,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。相反,让那些"学有所长"的专家当校长,恐怕未必合适。

蒋梦麟认为,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"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",要享受这种幸福,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。因此他说:一方面,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,"社会愈开明,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";另一方面,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。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: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;二是社会的"肚量"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;三是大多数人民,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,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。与此同时,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。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,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,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:"一曰能行,二曰能思。所谓能思者,养成清楚之头脑,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。所谓能行者,做事担得起责任,把肩膀直起来,万斤担子我来当。夫如是,始能增加文化,生出新思想。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。"

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先生

本文节选自蒋梦麟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一次讲演。将近一个世纪后读来,依旧不无启迪。

我所瞩望的好教育

文|蒋梦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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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以前听了俾斯麦说,德国的强盛,是小学教育的成功。所以我们也来办小学,以为小学堂办了几千个,中国就强了。后来听说日本强盛,也从小学教育得来,所以我们大家都信小学教育,好像一瓶万应如意油,一粒百病消散丸,灵验无比,吃了就百病消除。小学学生现在有千万了,哪知道社会腐败,比以前一样,国势衰弱,比以前一样,这是什么缘故呢?

是因为教育根本思想的谬误。

我常常听见人说,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,若是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,那谁是中国的奴隶呢?教育不是养成主人翁的。又有人说,教育是救国的方法,所以要小学生知道中国的危险,激发他们的爱国心;痛哭流涕的对小学生说,中国要亡了,这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,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东西,只听得大人说“不好了”、“要亡了”这些话,也就悲哀起了;弄得正在萌芽,生气勃勃的小孩子,变成枯落的秋草!

“主人翁”、“枯落的秋草”两件东西,可算是我国办教育的出产品。

我们向来的教育宗旨,本来是养成主人翁的。俗话说,“秀才,宰相之根苗。”向来最普通的小学教科书《神童诗》说: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我们又常常说,“范文正为秀才时,即以天下为己任”。个个秀才都要做宰相,个个田舍郎都想登天子堂,你看哪里有这许多位置呢?

我们向来读书的宗旨你,却是要把活泼泼的人,做成枯落的秋草。科举的功效,读书的结果,把有用的人都变成了书呆子。这不像枯落的秋草么?

大学讲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,是中国教育的宗旨。到了后来,“规行矩步”、“束身自好”算修身;“父为子纲”、“夫为妇纲”、“三从四德”等等算齐家;愚民的“仁政”算治国。你看身哪里能修,家哪里能齐,国哪里能治呢?

现在要讲修身,要养成活泼泼的个人;要讲齐家,要夫妇平等,爸爸不要把儿子视作附属品;儿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孙的牛马;要讲治国,先要打破牧民政策,采用民治主义。

并要把个人和家的关系改变过来,创造一个进化的社会来,个人是社会的分子;不是单在家庭之中,做父亲的儿子,儿子的父亲,母亲的女儿,女儿的母亲,老婆的丈夫,丈夫的妻子,把家庭国家,认作社会的两个机关,来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幸福,不要用家庭国家来吞没个人,毁坏社会。

我们讲教育的,要把教育的出产品,明明白白定个标准。预定要产什么物品,然后来造一个一个制造厂。不要拿一架机器,就随随便便的造物品。据我个人的观念,我们以前所产的“主人翁”,“枯草”,和所产的宰相圣贤,都是不对的。我们所要的物品,是须具有三个条件的人。

-02-

首先,我们要造就活泼的个人。

一个小孩子,本来就是活泼泼的,他会笑,会跳,会跑,会玩耍。近山就会上山采花捕蝶;近水就会去捞水草,拾贝壳,捕小鱼;近田就会去捕蝗虫,青蛙。他对于环境,有很多兴会。他的手耐不住的摸这个,玩那个;脚耐不住的要跑到这里,奔到那里,眼耐不住的要瞧这个,看那个;口关不住的要说这样、那样;你看如何活泼。

我们办学校的,偏要把他捉将起来,关在无山,无水,无花,无鸟的学校里;把他的手脚绑起来,是他坐在椅子上不能动;把他的眼遮起来,是他看不出四面关住的一个课堂以外;要他的口来念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种种没有意义的句子。现在改了“一只狗”,“一只猫”,“哥哥读书,妹妹写字”,这些话,就算是新式教科书了。

还有讲历史的时候,说什么“黄帝战蚩尤”这些话,小孩子本不识谁是黄帝,更不识谁是蚩尤。孩子听了,好像火星里打来一个电报。还有叫他唱“陀,来,米,发,索,拉,西”的歌;叫他听“咿唎呜噜”响的风琴。不如小孩儿素来所唱的“萤火虫,夜夜红,给我做盏小灯笼”好得多。二十五块钱的坏风琴,不如几毛钱的笛和胡琴好得多。

小儿的生长,要靠着在适当环境里活动。现在我们把他送入“监牢”里束缚起来,他们如何能生长?

德国人福禄培创教养儿童自然的法儿,他设了一个学校,用各种方法,使儿童自然生长;他不知道叫着学校做什么,一日他在山中游玩,看见许多花木,都发达得了不得,他就叫他的学校做幼稚园。幼稚园的意思就是“儿童的花园”,后来哪知道渐渐变为“儿童的监狱”。我们把儿童拿到学校里来,只想他们得到知识,忘记了他是活泼泼的一个孩子。

无论在小学里,或在中学里,我们要认定学生本来就是活的,他们的体力,脑力,官觉,感情,自一天一天的发展。不要用死书来把他们的生长力压住。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学卒业的学生,眼多近了,背多曲了。学级进一年,生气也减一年。我们不需要这样教育的出产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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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造就能改良社会的个人。

—个人生在世上,终逃不了社会,所以社会良不良,和个人的幸福很有关系。若我但把个人发展,忘却了社会,个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。

在中国办学的一个难处,就是社会腐败。这腐败社会的恶习,多少终带入学校里来。所以学校里的团体,终免不了社会上一种流行的恶习,不够比较的好些罢了。学校是社会的镜子,在这镜子里面瞧一瞧,可以见得社会上的几分恶现象。不过学校里的生活,终会比社会上高一层,所以学生可以有改良社会的一个机会。

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学的用意,是有两种希望。一种是为家庭增资产:以为“我的儿子”入了学校,念了书,将来可以立身,为家庭增一个有用的分子;一种是为国家求富强,以为“我的儿子”求了学,将来可以为“拯世救民”的人才。

而好的学校宗旨,是在养成良好的社会分子,为社会求进化。社会怎样才进化?个人怎样参加谋社会进化的运动呢?这两个问题是学校应该问的。

我想,要学生将来参加改良社会的运动,要从参见改良学校社会的运动做起。我讲到此处,不得不提起学生自治的问题了。

学生自治,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,来改良学校社会。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,来改良社会,大家互助,来去社会的进化。不是治人,不是做主人翁;是自治,是服务。有人说学生在自治社会里自己捣乱,所以自治是不行的。我想自治会里边起冲突,是不能免的,这是一定要经历的阶段。况且,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,将来在社会上捣乱,不如在学校中经历这个实验,比较少的费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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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造就能生产的人。

以前的教育,讲救国,讲做中国的主人翁,讲济世救民;最好的结果,不过养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。不好的结果,自己做了主人翁,把国家当做奴隶;不来救国,来卖国;不来济世救民,来鱼肉百姓;到了后来,“只准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。

今后的教育,要讲生产,要讲服务,要知道劳工神圣。为什么要讲劳工神圣呢?因为社会的生产都靠着各个人劳力的结果,各个人能劳力,社会生产自然就丰富了;假如大多数的人都是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,社会怎么能生存呢?

又如杜威先生说,希腊文化很发达科学的思想也很发达,何以希腊没有物质科学家呢?何以物质科学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呢?因为希腊人瞧不起做工的人。瞧不起做工,就不会做实验;不会做实验就没有物质科学家了。

我们中国,素来把政治道德两样合起来,做立国的中心。我们的学校,也不外政治道德四个字。几千年来的教育宗旨,都是一个“拯世救民”的仁政主义,牧民政策:今天以百姓当羊来牧他;明天羊肥了,就来吃他,你看中国几千年的“一治一乱”,不是羊痩牧羊,羊肥吃羊的后果么?

现在我们假设百姓是羊,我们要羊自己有能力来寻草吃,不要人来牧;那么羊虽肥,不怕人来吃他的肉。这是讲句笑话罢了,我们那里可当百姓做羊?百姓都是活泼泼的人。我们把百姓的能力增高起来,使他们有的独立生产力,那要人来施仁政,来牧他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