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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水围村小产权房?我对往事的回忆

文/郭书岭

我今年己七十七岁,己进入古稀之年,皱纹满面,两眼昏花,白发满头之人。精力也衰退,事事丢三落四,拾仨忘两。

由于社会的进步变革和发展,我的一些思想观念早已不符合现有形式,旧的观念已被社会所淘汰,心气大不如以前,跌入深谷,每天只想着身体别出问题,安度残生。

有金兄弟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,激起了我这颗不振的心,说我是个文化人,又是村中的老年人,叫我写一下对村庄的回忆,对老事的记忆,村里传承的事,良德家风的事,父老乡亲的事,我感到十分愧疚,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我生在郭皋,也长在郭皋,也念过几年书,但随着日月的轮回,所学的那点文化知识也随着粘粥吃掉了,忘得也差不多了,实在有负有金兄弟对我的厚望。

我自幼头脑简单,心直口快,性格粗直没有涵养,又不会吹捧,是我人生的致命弱点,自己早就意识到想改,但又改不了,这是性格决定的,也是我做人所遵循的一惯原则。

接到有金的电话后,我思绪万千,总觉得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,也难供乡亲们欣赏,但难以推却有金对我的盛情相邀,想来思去,还是把我个人的经历做以简述,也顺便把所知道的一些村事写出来,也算有慰有金那棵善良真诚的心,也表达对有金的尊崇。

我的初浅回忆

我是六一年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宁津师范的,由于当年正赶上暴雨成灾,在师范勉强呆了几个月就停学回村了,水灾所致,家家户户房倒屋塌,到处破滥不堪,一片凄凉不堪入耳,村民们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求生保命过日子

1962年开始,国家的政策有了较大的调整而开始好转,村里也划分了四个生产队,我和王有森被分配到二队,每个生产队只有六七头骨瘦如柴的破牛,一辆破铁瓦大车,一辆胶轮小拉车,那是生产队的全部家当,社员们靠国家供给粮食,每人每天八大俩,社员们靠挖野菜来补充。

我和有森被社员们选进生产队的领导班子,他为队长,我为会计,从此,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,直到有森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为止。

其间的1962年春天,我与村里的伙伴们受生活所迫,好几次背着自家织做的粗布旧衣,外出到鲁南的泰安、兖州、枣庄、济宁等地换山芋干来维持生活,其路途所受的困苦与艰难不必细说,可想而知。

1962年麦秋还算不错,亩产小麦二百来斤,社员们的生活有所好转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,我们二队在有森队长的带领下,生产和生活一步步好转,社员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。

王有森当二队队长,大家口服心服,他对生产计划周密,也管理有方,把队里的事安排地妥妥当当,也兢兢业业,做事扎扎实实,他以身作则,身先士卒,带头苦干,与社员们同甘共苦,群策群力。

几年功夫,二队的面貌焕然一新,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,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,粮棉产量年年都高于其它队,也赢得了全体村民的赞誉和认可。

在那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,村民们说,“别说学大寨,全村都象二队就行,干部都象王有森就行”。

随着粮棉的不断提高,不但完成了国家的粮棉征购任务,集体积累也越来越多,社员们的口粮也够吃有节余,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也不断增加,为以后的再发展打下了坚厚的基础。

记得1964年夏天又下了场大雨,雨量和六一年差不多,也是大水围村,四处一片汪洋,进出村只有西南角一条路,还是用一个大破车架搭建的,群众生活又一次受到重创,记得我结婚时接新娘的骄车就是从水冰上进村的。

1964年秋后,又搞起了四清运动,名为社会主义教育,所有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学习开会,分组讨论,反省检查,叫做“洗手洗澡”,结束后干部再重新选举,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,叫做“拔了棉花柴,干部再重来”。

那时选干部也是无记名投票,社员完全自主自愿,愿意投谁就算谁,既然如此,队里的领导班子几乎全都连选连任,由其是队长王有森,每次选举都是全票通过,这足以说明群众对他的信任和拥护。

王有森豁达、包容、理智,遇事冷静而果断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,关心他人和群众,能和社员们打成一片,这是一般干部难以做到的。

我和王有森几十年的共事中,配合的相当默契,从没有产生过分歧,他工作扎实,兢兢业业,作风朴实大度,正派为处事,不搞吹吹捧捧,阿谀奉承,不拉帮结派,坚持一视同仁的做人原则,我有切身体会,感触频深,受益匪浅,终生难忘,他的形象堪称典范,为世人树立了榜样。

特别是他那不到关键时刻不说话,不深思熟虑不做事,有权而不弄权,不谋权,行得正站得稳,不歪不斜,堪称楷模,令人敬佩。

最后写一幅对联,略表敬佩之心。

横批是一代精英

上联是:可佩可敬特高尚